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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如何推动英语教育发展
添加时间:2019-11-17
   1高考驱动下的中国英语教育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经历了众多变化,其中英语教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原因可归结为以下3个方面:第一,中国的英语教育发展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国策。40年前,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推动外语教育时提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打算,改革开放需要多种通用语种,中学应以英语为主,兼设俄语和日语,由此,开设英语学习的学校数量直线上升[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愈加认识到英语所充当的全球通用语角色,学习英语既有助于国家发展,也有利于个人事业发展,英语学习成为共识。在国家的推动下,学校开展英语教学的起始年级从最初的10年级逐渐前移至6年级,直至现在的小学3年级。在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而众多的社会教学机构,更是在幼儿阶段就推广英语教学。以上海为例,近年参加高考外语科目考试的考生中选择英语语种的人数占比超过99.5%,远超选择俄、日、德、法、西语种的考生人数。第二,中国英语教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推手是高考。1977年高考恢复时,英语就是考试科目之一,但在1977—1978年,英语成绩仅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参考。1979—1982年,英语成绩分别按卷面分数的10%、30%、50%、70%计入高考总分。从1983年起,英语成绩正式计入高考总分[2]。此外,在恢复高考的最初10余年里,大学录取率仅为20%左右,早期甚至不超过10%,考生只有取得较高的高考总分,才能获得更多的入学机会;因而,争取在每一项高考科目上取得高分成为所有考生的动力,这也刺激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重视。同时,在高考的反拨作用下,英语教育的水准也不断提高。早期的高考英语以考查语言知识为主,兼有少量考查阅读理解的试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高考英语逐步扩大了对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阅读理解和书面表达部分的分值占比增加至总分的一半以上。从2001年起,各地高考英语逐步增加听力测试,目前实施听力考试并将其计入总分的省份已超过20个[2]。随着语言知识考查比重的逐渐降低,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比重随之增加,进而迅速影响中学英语教学,对提高英语教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在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中,英语语言测评体系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英语语言测评覆盖了学生全部的教育经历:初中结束时的中考、高中结束时的高考,两者都把英语作为必考科目;大学期间的英语四、六级考试,相当一部分学校以此作为学生毕业或获取学位的必要条件。此外,国际性的语言测评项目,诸如剑桥英语、雅思、托福等,更是涵盖了从幼儿开始的终身学习历程。因此,成熟的测评体系有效支撑了英语的教育教学。中国英语教育在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明显的应试教育倾向。一味以获取考试高分为目的英语教育一定存在明显的应试教育特点,比如:听力进入高考前,学校就少有听力教学;高考不含口语,学校也难有听说训练,导致学生接受了10多年的英语学习,却仍然难以交流,产生“哑巴英语”现象;离开校园后,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也不需要英语,因而时常有人会质疑,是否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学习英语?也经常有人提出,能否在中考、高考中降低英语科目的分值比重。因此,英语教育始终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即如何使学生在英语学习能力上得到显著提升,进而链接多元文化,更好地实现全面成长。 2高考英语上海卷自主命题30年回顾 上海在1985年获得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授权,开展高考自主命题。上海高考英语一方面积极响应国家的各项高考政策,另一方面借鉴语言测试和语言教学的研究成果,并兼顾高校对招生的要求和高中英语教学的实际,适时对考试构念、考试内容及考查方式等进行调整,在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科学有效依据的同时,也努力对英语教育教学带来积极的反拨作用。在自主命题30余年中,上海高考英语的演变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阶段:第一,逐步实现对语言能力的全面考查。能用英语进行口头和书面交流是英语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检测英语学习成果的工具之一,高考需要全面考查考生的口头及书面交际能力,即听、说、读、写4项技能,上海高考英语用了30多年的时间来落实这一目标。上海高考英语对读、写能力的考查分别始于1985年和1989年。在之后的10多年间,上海高考英语一直只考查这2项语言技能。2000年1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外语科中逐步增加听力考查的通知》[3],上海在2000年的高考中进行了全市范围的听力模拟测试,并于2001年正式在高考英语中增加听力。对“说”这一语言技能的考查则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尝试与探索。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开始探索高考英语口试,但由于设备和技术的限制,当时只能采用人人对话的形式,由考官与考生面对面进行交流并评分,仅有极少部分考生报名参加,口试成绩也仅仅作为某些外语类专业招生录取的参考。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上海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尝试利用人机对话的形式开展口试,这样的施考方式增加了口试的覆盖面,但遗憾的是,在2017年前,英语口试成绩仅为部分专业招生录取的参考,并未正式计入高考总分。第二,逐步注重语言运用能力的考查。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英语教学明显带有语法翻译法的痕迹,教材以语法规则、句型操练为主要内容,教法也以脱离语境的机械训练为主。随着语言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上海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注重语言运用能力的教学改革,当时的课程标准也指出英语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能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使用英语,中学英语教学的重心逐渐从语言知识转向语言运用,上海高考英语的设计也体现了这种转变。1985年上海高考英语满分为100分,其中70分的试题考查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仅有30分的试题用来考查阅读能力,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分值比例为7∶3。1990年的上海高考英语满分为150分,其中45分的试题考查语言知识,考查语言运用能力(包括读和写)的试题则有105分,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分值比例为3∶7。2001—2016年上海高考英语由于增加了考查听力理解的试题,语言知识试题分值占比进一步减少,它与语言运用能力的分值占比为2∶8。第三,逐步开展对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考查。交际语言能力模型[4]的提出给语言测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向。依据该模型,语言运用和语言交际不仅需要掌握语言知识,具备听、说、读、写的技能,也需要设计尽可能真实的任务,综合测评各项技能。上海高考英语以这一理论为基础,逐步在考试中融入对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考查:一方面,减少以单句为题干的多项选择题,通过语篇、对话等与真实环境相符的语料来考查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能力;另一方面,阅读理解部分的语篇除连续文本外,也增加了非连续文本,以考查学生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述变化不仅使上海高考英语更为科学,更符合语言测试的规律,更真实地反映考生的语言能力,也对上海高中英语教学产生了积极的反拨作用。 3新高考推动上海英语教育发展 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5]。新高考以考试科目和招生方式的改变为切入点,全方位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其核心是“两依据一参考”的高校招生模式,即高校依据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成绩以及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科目中自主选择的3门科目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成绩,结合考生高中3年的成长经历招生录取。上海作为全国率先试点新高考的地区,完整地实施了这一方案。3.1新高考政策对上海高考英语影响显著新高考巩固了英语与语文、数学的同等学科地位,并比先前在高考总分中占有更高的权重。新高考前,上海高考由4门科目即“3(语文、数学、外语)+1(选考科目)”组成,每门科目满分均为150分,总分为600分,英语的分值权重占到25%。新高考由6门科目即“3+3”组成,其中:前一个“3”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必考科目,满分分别为150分;后一个“3”为选考科目,每科满分为70分,其中40分代表学生在相关学科达到的基本学业水平,考生只需在该科目的合格考中成绩为“合格”即可自动获得40分,另外的30分为根据等级考成绩划分等第后的赋分结果:因此,在新高考总分660分的设置中,实际可变化部分的科目分数是540分,英语的权重占到27.78%,较之前要高。另外,新高考实施英语“一年两考”方案,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参加考试,取其中较高的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这一政策给予学校和学生更多个性化的学习设计。“一年两考”的设计从测评视角看也更为科学,可以减少因考生身体状况、考试设备故障等偶然因素对考生考试成绩的影响,更可降低考试可能存在的抽样误差。3.2新高考为上海高考英语提供了进一步完善考试设计的契机借助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契机,上海高考英语在保持原有笔试(含听力)的基础上,调整试卷结构,增加了英语听说能力测试。鉴于高考的高利害性,任何一个调整都需要确保考试的信度和效度,还需考虑社会反响,在保证公平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因此,这一调整是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程序有:1)从效度验证的角度,通过对考试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听取语言测试专家、高校以及中学英语教师的意见,对调整前的试卷和试题进行评估,找出问题,并以此作为调整的依据;2)基于评估结果,确定初步调整方案;3)听取各方面专家对调整方案的意见,进一步优化方案;4)从新题型和整卷2个角度进行试测;5)根据试测结果确定最终调整方案。调整后的上海高考英语试卷主要呈现以下特点:1)实现了对英语听、说、读、写4项技能的全面测评;2)探索符合真实语言运用环境的题型,实现了对语言综合技能的考查;3)完善了阅读能力的考查目标,从“为什么写”“怎么写”“写什么”3个维度全面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4以测评技术为核心的上海新高考英语 要发挥新高考对英语教育的作用,首先需要确保新高考的科学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其焦点是解决“一年两考”所带来的2次考试的可比性问题。4.1实现不同次考试之间可比性的理论基础实现不同次考试之间可比性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基于项目反应理论(itemresponsetheory,IRT)的标准化题库。项目反应理论是通过统计概率模型,用表示试题特性的参数和表示考生能力的参数及其组合描述考生对试题的反应(即作答),通常有单参数logistic模型、双参数logistic模型和三参数lo‐gistic模型,以适应不同基础环境或条件的题库建设。试题特征曲线(itemcharacteristiccurve,ICC)可以很好地说明不同参数之间的关系。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建设标准化题库,试题的各项参数并不依赖某次考试的考生样本,而是通过前测收集足够的试题数据,并利用锚题(anchoritem)将不同试题链接(linking)起来进行试题参数的校准(calibration),以实现所有试题的可比性。组卷时可以利用这些参数筛选试题,组成各项指标符合预期的试卷[6]。实现不同次考试之间可比性的另一做法是在考后对考试结果进行处理,如:对考试结果进行初步处理,剔除与命制目标不符或存在质量问题的试题,重新计分;通过设置共同题、共同人或等组设计来链接不同次考试,或通过锚卷链接,以实现不同次考试之间的可比性;对每门科目考试分数的权重进行调整,将该科目的难度及选修该科目的学生的能力纳入考虑范围。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考后对考试结果的处理必然使得最终向考生报告的成绩不再是试卷的原始分。4.2上海新高考英语实现一年两次考试之间可比性的实践新高考对上海高考英语的挑战是,既要实现每年2次考试之间的可比性,确保取高分计入总分这一政策的公平性,同时还要向考生报告每一次考试的卷面原始分。这就意味着,不能在考后对考试结果作任何处理,因此建立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标准化题库是解决“一年两考”成绩可比性的唯一可行办法。基于以上考量,上海建立了一套以标准化题库为基础的命题工作机制,设计了结合项目反应理论与经典测量理论的数据分析流程及题库试题参数体系,开发了题库数据库系统和组卷系统。上海新高考英语命题工作机制包括2部分:题库建设与入闱组卷。题库建设主要包括征题、审题、前测及入库等流程。为了保证题库试题的质量,建立了一支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命题和审题专家队伍;为了从前测中获取有效数据,确保入库试题参数的有效性,制定了前测方案,涵盖前测的考生样本选取、前测的考务安排、前测试卷中锚题的设置、前测试卷的组成,等等。同时,鉴于高考对保密的要求,采用封闭入闱的命题工作机制,完成包括概要写作、翻译、写作等试题的命制及组卷工作。上海新高考英语题库建设及组卷前测的数据分析流程包括:1)试题功能差异分析(DIF),确保试题对不同人群不存在任何偏颇(bias);2)试题维度分析及试题局部依赖性分析,确保试题满足项目反应理论的单维假设及试题独立性假设;3)运用经典测量理论获得试题难度和区分度,确保试题不存在质量问题;4)运用项目反应理论估算试题难度和区分度,并对估算的试题参数进行校准,确保不同入库试题之间的参数具备可比性。此外,设计了题库试题的参数体系,既包括定性指标(如文本长度、文本难度、体裁、题材、试题考查目标等),也包括定量指标(如经典测量理论下的难度和区分度及根据项目反应理论估算并校准的难度和区分度等)。为保证标准化题库的顺利运行及命题工作机制的展开,开发了题库数据系统和组卷系统,前者主要实现题库试题及参数的存储和筛选等功能,后者则是根据预设的试卷蓝图设计算法,从题库中选取合适的试题组成最终的试卷。新高考改革以来,上海高考英语完成了6次考试,每年2次考试的卷面原始分差距在2.4分至2.7分之间,如表1所示。此外,效度验证也在进行中,如:利用有声思维(think-aloud)的方法来验证考试的认知效度;通过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SE)的对接来验证考试的效标效度,并进一步验证不同次考试间的可比性等。通过新高考改革,上海高考英语实现了听、说、读、写4项技能的全面测评,试卷的设计更加科学,命题技术更加娴熟,对选拔考生更加有效,促进了英语教育教学的改革,为英语教育发展带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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